《中华读书报》和其他一些报刊不约而同地展开关于批评的讨论,饶山禺、韩石山等先生都曾专门撰文谈批评的品格,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宋代著名理学家陆九渊。因为工作上的原因,曾同陆九渊发生关系,这位理学家在批评方面所表现出的精神和品格,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陆九渊对于中国文化哲学的贡献及在一些理学问题上的是非功过,此且不论,只看其文集中表现出的对于学术的认真和坦诚,批评不留情面的精神,便十分令人敬佩。
对于为文之道,陆九渊是这样做并且这样要求门人的:“大凡文字宁得人恶,得人怒,不可得人羞,得人耻。”他主张文章要不怕得罪人,一定要有见识,不能卑俗。对于弟子或他人的文章,他从来都要求很严,对于欠缺和错误的地方,每每毫不留情地指出,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。他曾批评黎师侯诗“不是理明义精,只是揩磨得之”,“是平生爱图样子”。谈到《质论》作者时说:“观此人之才,似亦有可用,终是气格卑小。”不但书与诗文,即使一封寻常书信,他也极为认真,有看法必讲出来。如给吴显仲的信中指出其来书“尽平常妥贴”,无甚可观。对于曹挺之来书,则认为“气象甚觉龃龌”,还说子宜的书信“窘束有病”。可见他对于所读到的诗文和书信,不但认真检查文字和观点,还十分注意作者为文的气象和为人的气格。
如果说以上所举对他人和弟子的批评是许多人可以做到的,那么对朱熹的批评便甚令人尊敬了。朱熹为一代大儒,是陆九渊素所敬重的好友,而陆对朱的一封来信有所不满,在回信中便不留情面地讲了自己的看法:“今阅来书,但见文辞缴绕,气象褊迫。其致辩处皆迁就牵合,甚费分疏,终不明白,无乃为无极所累,反因其才耶?”不管他的意见和批评是否完全正确或恰当,只看看这样的回信,是何等精神。
便是对于自己的哥哥,陆九渊批评时也毫不留情。对于文与道的关系,其兄陆九韶说:“文所以明道,辞达足矣。”他很不同意,“正色而言曰”:
道有变动,故曰爻;爻有等,故曰物;物相杂,故曰文;文不当,故吉凶生焉。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,幽赞于神明而生蓍,参天两地而倚数,观变于阴阳而立卦,发挥于刚柔而生爻。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,穷理尽性以至于命,这方是文。文不到这里,说甚文!
于学问,于道理,对与错,赞成与反对,何其明确,一丝不苟,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。
我们的古人是素来讲究中庸之道和温柔敦厚的,而陆九渊及许多像陆九渊这样的文人,对于他人甚至师友亲属的文章和观点有不同看法时,便不留情面地指出,进行辩论,却不知讽刺和谩骂是怎么回事。我们如今已不怎么讲中庸和敦厚了,常挂于口头的是原则和冠冕堂皇的大道理,但真正的批评却越来越少。许多人对于错误或自己不同意的观点,言辞闪烁,模棱两可。对于熟人、亲友的著作或文章,更是一味吹捧、从不批评,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。难怪现今的读者一方面呼唤批评,一方面又不愿意去读报刊上的批评文字。
所以,我们如今的文人,实在应该学习一点古人的批评精神。